作为大型国企，二汽经历了哪些改革实践？陈清泰：1970年，经过我再三申请，终于来到二汽工作。

深入剖析海航过度多元化深层次的原因，与海航内部形成制衡的治理构架和建立自动纠错机制有很大的关系。不言而喻，创新既可以带来效率的提升，又实现了经营的可持续性，形成了社会各方稳定的预期。

在国企公司治理实践中，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是，在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千禧代的偏好，甚至学术研究的共同推动下，以规范公司治理为名义，半强制，甚至强制企业引入和设置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司治理制度和安排，一时间令企业应接不暇。国企外派外部董事的比例甚至超过上市公司要求的三分之一，达到一半以上。在上述外部压力下，一些公司开始考虑在董事会中新设ESG专委会以提高ESG评级，更有一些公司在董事会组织中聘请更多的女性董事，以符合性别平等的潮流。尽管我们现在就做出究竟什么样的混改（国资与国资，还是民资与国资）才真正有助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判断为时尚早，但毋庸置疑的是，如何通过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始终是国企需要迈过的一道坎。巴菲特所奉行的长期主义无疑为他在股东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极大的信任，很多股东毫无保留地相信巴菲特总是对的。

因而，对于一家有效率的企业，我们往往担心的是它的所有权是否没有与经营权实现真正分离，而是像家庭手工作坊一样将所有权与经营权捆绑在一起。因而，形成制衡的治理构架和建立自动纠错机制的目的在于在对决策具有影响力的董事长头脑发热时有人给他泼冷水，避免盲目扩张和过度多元化的冲动，重新回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正确轨道上来。激励搞对，首先要考虑怎么调动积极性。

作为复杂劳动，一般还应看作是简单劳动所形成价值的倍加，不应以一个剥削的帽子一盖了之。前一段曾在社会舆论中见到只批资本无序扩张，后来发现，这样似乎经济生活都没法推动了，中央给出一个重要的指导——红绿灯。四、与资本概念相关的务实举措要抓好所以跟着应有红绿灯、黄灯的机制的认识，大家应进一步凝聚共识（至少红绿灯已经是中央板上钉钉的说法），对中央已明确要求的要完成整改的实事，应赶快落实。这个事上如果说有红绿灯，那么开红灯、绿灯的依据是什么？就只能是全面依法治国这个概念之下，必须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

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起来的变化，还是因为回到了常识嘛，让人们觉得有奔头。但法律法规，是在创新活动基本上见了眉目，八九不离十可以形成白纸黑字的条文依据的时候，这就可以由立法起作用了。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 。社会上对资本和资本家污名化的时候，马上是会只把民营企业看作是资本家代表和由资本家控制的社会群体，跟着就在逻辑上变成了限制利用改造的对象，这些问题都应该有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后，实事求是说清当代情况，从而实事求是地扭过来。改革开放后实际生活中不大愿意更多作争论，但是实践已把相关的逻辑打通了:国有的资金也必须求保值增值，当然也就可称为国有资本。李强总理说，去年一段时间，社会上就有违反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议论，造成很多民营企业人士心生忧虑。

从这些方面与时俱进地来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实际生活中就是中央已经强调的，多种要素都得参与分配，而资本是要素之一。在网上形成压力的时候，民营企业实际上被认为是以资本家为代表的一批人，顶多是限制利用改造的对象——这是完全违背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的自己人定位的（今年两会上又有重申）。其实说全了，就应该是红灯、绿灯再加个黄灯，我觉得这在逻辑框架上它就说全了。在管资本被强调之前，财政方面就已不能不提出，预算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的管理形式里，必须包括一个国有资本预算，也称为经营性国有资产预算，后来发现更简洁的、跟国际也好对接的，就是国有资本预算，毫无贬义。

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即使没有完成所谓市场化转制，但这时候它已经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政府辖区里，具有了符合条件的国有资本身份，可以跟另外地方政府去做PPP了，这是中国特色。我觉得这就对了，无序的是红灯，制止、防范，有序的是绿灯，引导、鼓励。

国有资本，它也有无序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教训和弊病，那不就是无序吗？所以才要改革嘛。所以，还得给点儿试错空间，还得有点儿弹性，由黄灯来比喻。

概念和逻辑在中国社会里怎么让它一致化？我非常赞同不少专家已经点明了的资本中性，这是合乎逻辑的，在学术上是严谨的，在实践中是讲得通的：资本它就是与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对应的另外一个中性概念，这三个概念是一回事儿。不健康的、产生负面效应的资本活动、就是无序的。所以还得有一个试错、探索、创新的空间得给出来，这就是比喻上又说，还得类似于有一个缓冲带、相机抉择的弹性空间，那就是黄灯处理的问题。中国已有几亿股民，我理解只要是持有股票的人，都是有资本权证的，有资本权证是不是资本家？发展了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是不是资本家？高管有期权，有什么金手铐，无论是金的还是银的，反正人家是利益跟资本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资本家？只要有资本权证，几亿股民在这个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都可以认为是资本家。二、关于认识资本概念的实践观和与时俱进要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必须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联系资本的概念，即首先应看全球实践中的形势比人强。三、确实资本有它的有序、无序之别肯定地说，资本也有对它必须防范的走偏的情形，会发生偏差、扭曲。

社会舆论场上的风气确实往往并不好，讲求学术基础再结合实际、持之有故、严谨中肯的东西，舆论场上常常显得不起多大影响作用，中国现在舆论场上能接触到的，许多都是煽动性的、走极端的，却动不动就形成两三千万粉丝的大V）贾康：对，它是一个从逐利来说明最基本的、最概括的、最反映普遍现象的人的动机追求和效果的关系。

什么叫合乎条件？有两条：第一，不能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第二，不能有产权纽带关系，这两个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是一回事儿，但是体现在不同的维度，一个是行政，一个是产权。所以还得有一个试错、探索、创新的空间得给出来，这就是比喻上又说，还得类似于有一个缓冲带、相机抉择的弹性空间，那就是黄灯处理的问题。

社会主义优越性要体现为能富起来，就有了这种积极性。80年代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开始讲的国营企业，都必须改变表述叫国有企业，必须改口了，这个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开不行了。

再往下，又注意到这种公共资源的运用中，政府财力的有限性的制约，怎么求得缓解与破除呢？需要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这其实是起始于国际惯例的一个PPP概念，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到了中国，咱们中国特色了一下，表述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个社会资本里，既包括国有资本，也包括非国有资本（民资、外资），这是中国的包容性——不是只讲私，而是讲社会资本（国有资本在这里面有一个准入界限，发改委与财政部作为主管部门说，必须是合乎条件的国有资本可以跟地方政府来做PPP项目。这些人挺容易兴风作浪。分开就得叫国有，国有是有什么呢？有各种类型的资金和其他实物形态的资产。这是中央已经认定了的、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逻辑贯通的进步。

（××：就是说红灯不能走，绿灯放行，现在还可在中间加上有一个黄灯，大家对某些看不太清楚时，那就允许再看一看。这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积极推动对接管理工作的概念服务于操作优化的认识，大家还是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经济学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有发展之后形成体系，始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开创性的工作，后来人们在它的认识里面提炼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后面跟着的，则是一个经济人概念。这些头部企业这几年，已在国际比较中又被人家甩在后面了，不解决完成整改问题会自毁长城。

激励搞对，首先要考虑怎么调动积极性。这些情形是不改不行的。

管资本，做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价值形态上，在争取自己做好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由利益追求对应的有序扩张。概念和逻辑在中国社会里怎么让它一致化？我非常赞同不少专家已经点明了的资本中性，这是合乎逻辑的，在学术上是严谨的，在实践中是讲得通的：资本它就是与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对应的另外一个中性概念，这三个概念是一回事儿。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全球有统计数据的将近200个经济体里，中国是190位之后，是垫底的。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即使没有完成所谓市场化转制，但这时候它已经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政府辖区里，具有了符合条件的国有资本身份，可以跟另外地方政府去做PPP了，这是中国特色。

马克思从生产关系思路分析资本剥削，《资本论》体现着犀利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只讲生产关系角度主要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显然已跟不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了——资本主义已在反复调整它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也倒逼着它调整生产关系，许多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的社会保障，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还更好了。但法律法规，是在创新活动基本上见了眉目，八九不离十可以形成白纸黑字的条文依据的时候，这就可以由立法起作用了。

）贾康：已经成为固定模式了，颠覆不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起来的变化，还是因为回到了常识嘛，让人们觉得有奔头。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已认同的是，怎么得到了这么多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和效果？原理上讲，就是把激励搞对了。想从五个层面说说基本看法。